深圳：赞扬不得也批评不得吗？
先是已“在深圳居住了四年”的朱建国向余秋雨的“深圳赞歌”提出质疑，继而曾在内地一座大城市“呆了七年”的深圳人江华又对梁晓声对深圳的批评表示失望。那么，批评界对此作何反应呢？ 1998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杨长勋的文章《余秋雨的深圳文化论何错之有？》，对朱建国发表在1997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上的《余秋雨“深圳赞歌”质疑》一文提出质疑。杨文认为，朱建国对余秋雨及其都市文化理论并不很了解，甚至对余秋雨的深圳文化论述也并没有全面了解。几乎与此同时，1998年1月17日的《文艺报》也发表了署名朱鸿的文章《别把大道理拒之门外》，指称“朱建国批评余秋雨的视角，是一个只见树木的视角”。 这之后不久，1998年1月24日《文艺报》又刊载了李均的《批评的偏狭》一文，批评此前江华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梁晓声的偏狭》一文的“偏狭”之处。该文指出，“江先生热爱深圳当然极好，但也应允许梁晓声说他不喜欢深圳的某些方面，况且梁晓声并没有要求别人同意他的看法。批评其实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深圳的发展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朱建国在批评余秋雨时曾说余“近年频频到深圳指导文化。每次虽然匆匆小住两天，但总有语惊四座的观点”，“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自信‘旁观者清’，然后哇啦哇啦说一大堆组装西方新理论的没有证据的新高调”；而江华在批评梁晓声时也提到梁是“第一次去深圳，而且只呆了两天”。 且不说这当中是否存在着如反驳者所指出的不实之处，即便真的只是“小住”，也不等于不可以有感觉，不可以有看法。入局多时的当局者固然有其见得到的地方，但也可能有其见不到的地方。比方说，旅店里夜半响起的搔扰电话也许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多年的住家男人从未接听过的。因此，有时候应该允许局外人放开来说一说感觉，谈一谈看法，尽管这种感觉和看法不见得到位，但是听一听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深圳人希望听到对当地实事求是评价的负责态度令人感动，因为这份紧张通常是对自己所居城市有感情的人才会有的。但是，即便是完全理智的视线，当它透过感情的有色眼镜传递出来时，也难保不打折扣。 而且，一座城市不会因为一位名人说好就变成一朵鲜花，也不会因为另一位名人说不够好就变成一堆烂泥。它原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该是什么就应当是什么。（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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